勇舟五年冬天，语言学社险些失去它的一份刊物。《纲领》保障的言论与学术自由，那一次是靠仲裁团一纸“查封决议违纲无效”的裁决保住的。七年之后，社员在公投里把这一次的侥幸，写成了制度。
护宪改革以约六成五的赞成通过，纲领第八十五条从此列明言论、学术与出版之自由，社员第一次可以拿着纲领、径直走进仲裁团的纲领庭。这是一场关于权利的胜利。但一场把守护托付给法院的改革，托付出去的从来不只是权利。
一护一漏
要理解这场改革，得把两桩案子并在一起看。
勇舟五年的学报查封案里，社员会议多数以决议查封《语言学社学报》政治版，仲裁团宣告决议违纲、命其复刊。评论者顾昀当年写道，这个机关“同时展示了司法的力量与司法的自制”。但那一次护住的，是一份刊物、一个机关。
勇舟九年的阮和诉社管会案，护的对象换成了一个人——而这一次，纲领没能护住。社员阮和因具名批评机关的一笔经费处理，被社管会依《社员管理法》给了一次警告。他循《行政申诉法》一路诉到仲裁团普通庭，普通庭却只能审这处分“合不合法”，不能审它“合不合宪”。
本庭所能审者，止于系争处分是否合于法律；至其是否抵触社员之言论自由，则非普通庭所能及。盖此项自由未列于纲领社员权利之中，社员亦无径向纲领庭主张之途。
仲裁长樊知非·普字〔九〕三号判词
樊知非驳回了阮和的起诉，却在判词里把这道缝隙指给所有人看：言论自由写在纲领的序言里，却没写进正文的权利清单；就算写了，个别社员也没有一条路能把这样的主张送到纲领庭面前。查封案能护机关，阮和案护不了个人——一护一漏之间，修宪的理由已经齐了。
补缺
护宪改革补的正是这两处。
其一是把权利写实。《纲领》第八十五条的社员权利，从四款扩到八款，言论、学术、出版之自由列于其中，另有正当程序、请求救济诸权，并附一句比例原则——权利之限制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序言里那句悬了九年的宣示，落到了可诉的地面上。
其二是把门打开。新增的第六十五条之一让社员得径向仲裁团提起“纲领诉愿”；《司法程序法》另设“具体审查”，各庭审案遇到纲领疑义，应停下诉讼、提请纲领庭裁判。违宪审查从此不再只等机关来敲门，也可以从一桩具体的小案子里，由下而上地长出来。
改革还给纲领庭的判断上了最后一道锁。第八十七条改写后，仲裁团的纲领解释是终局的：除非按修宪程序去改动纲领正文本身，任何机关都不能推翻它依纲领作出的裁决——公投也不能。社外比较政治学者何思齐把这一步放进更长的谱系里看。
语言学社走完了许多成文宪政体走过的路——先有分权，再有权利清单，最后把守护清单的钥匙交给法院。就纸面而言，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宪法了。
何思齐·《语言学社学报》
一把尺，一道门
改革当天，领衔连署的代表江遥说了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从此，社员的每一项权利，都能直抵纲领庭；纲领不再只是机关之间的分权表，也是每个社员手里的一张凭据。”
这句话说的是可及性，是这场改革最动人的地方。过去，纲领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边界线，普通社员很难与它发生直接关系；如今，一个人只要觉得自己的权利受了侵害，就有一条写在法律里的路，通向那个终局裁断的法庭。樊知非在公投前的一次答问里说得更朴素：法庭所求，“不过一把能用的尺，与一道让社员进得来的门”。
尺有了，门也开了。
八个人的法庭
值得把几个数字并排放着看。
纲领庭由八名仲裁委员组成，全是在学的高中生，义务任职，任期两年、每年改选一半。改革之前，它一年受理的违宪案不过数起——自勇舟三年以来可考的，纲字〔三〕三号、〔四〕一号、〔五〕一号、〔五〕二号，数得过来。它是一个精悍、克制、案量很小的机关。
改革之后，能敲这道门的，从“机关”变成了“每一名社员、每一桩在审的案件”。诉愿与具体审查两条路一起打开。哪些争议算得上可诉的权利、哪些属于纲领交给机关裁量而“政治问题不审查”的事项，《司法程序法》第六十六条之一划了一条界线，但这条线的确切位置，得靠一桩桩案子慢慢厘定。
改革施行还不满一个月，社内论坛上已经有社员在打听：选务的安排能不能提诉愿，社费的分摊算不算侵害权利，活动审批被驳回能不能告到纲领庭。《语言学社学报》社团政治版为此开了个专栏，逐案追踪纲领庭怎么受理、怎么划界。
研究员方澄早年在另一桩案子里留下过一个说法，叫“制度的精密是有限度的”。他当时谈的是回避规则——在一所人人相识的同城中学里，把制度织得越密，越可能谁都动弹不得。那句话是对着另一个题目说的，如今被人重新翻了出来。
改革后的第一个学年，纲领庭的排期表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长。
在那间供八名委员合议的小小庭室里，案件管理室送来的纲领诉愿状，一份接着一份，摞在桌角，等着被逐一叫号。门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