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立制这三个字听起来是个纯粹的技术名词，《选举法》这次修正案把它落到实处，做的事情很具体：比例代表以后不再跟着定区选情走，改由选举人另投一张政党票，各政党依黑尔数额最大余数法算出应得的总席位，再从党内名单依序递补。换句话说，从这次修正案生效那天起，一名代表能不能当选，除了本区选民认不认他，还要看他所属的政党在全社范围内拿到多少票、他在党内名单上排第几位。《政党组织法》规范下的政党，从选举场合里的一个组织者，升格成了计票公式里一个正式的常量。
把这件事和另一件事摆在一起看，会更清楚一点：《机关组织法》把社员会议代表额从二十四名扩到六十名，语研院的编制这几年一直是十五名研究员，这次改革压根没提到它。六十个议席意味着社团里将多出一大批需要经营选区、经营党内排位、准备三张不同选票的“学生政治家”位置；语研院的编制，还是那十五个名额，产出节奏也还是那样——院刊有没有出、田野调查有没有做，这些问题这几个月很少有人追问，倒是选举制度的算法细节，被反复讨论了一整个月。
这背后不见得是谁刻意的偏好，更像是资源和注意力顺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自然流动的结果。政党日常生态这几个月本就在明显升温，这次改革又把党内名单序位正式变成通往议席的一道新关卡——候选人接下来要花心思的，不只是选民服务，还有党内初选、排位博弈、党纲协调。一个学生能投入的时间总量摆在那里，多分给党务的，就要少分给别的事情。语言学研究会不会正是那个“别的事情”，值得每一个还记得社团全称的人认真想一想。
有一个问题，这场改革从法规委员会起草到选举委员会两天内连发细则和公告，没有人正式问过：为了让这套联立制在九月二十日顺利跑起来，各党团这几周投入的精力、语研院这几个月拿得出的实质研究成果，两者摆在一起，比例是多少？没有人统计过，恐怕也没有人真的想知道答案。
选举制度改起来固然重要，值得投入的精力也不该被否定。但每一次给政治参与的舞台扩容，都该有一次对语研院的对等加码——哪怕只是要求它拿出一份看得见的年度研究清单，作为这场改革的配套条款。不然，代表选得再精巧，选出来的六十个人里，多数时间讨论的还是怎么选出下一个六十人，语言学社这三个字里最该被认真对待的那两个字，只会越退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