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五日投票日当天，语研院民调小组在票站出口对约六十名已投票社员进行了匿名访谈。这份出口民调在开票结果揭晓前数小时即勾勒出一幅与最终结果高度吻合的图景：刘友方首选领先、无人过半、本真党支持者的第二顺位高度倒向邬承函、次轮邬承函反超当选。在一个仅有一百名投票人的微型选举中，六十人样本所覆盖的信息量，使这份民调成为了理解本次选举最有价值的参考文本之一。
出口民调的首选意向数据为：刘友方约百分之四十，邬承函约百分之二十八，王堇言约百分之二十四，拒答百分之八。与选前一月二十日的入户民调（刘友方百分之三十八、邬承函百分之二十六、王堇言百分之二十四、未决定百分之十二）相比，选前民调中的未决定选民在投票日大致分流至三组候选人，各组的相对排序未发生变动。
出口民调的真正价值不在首选排名——这一点选前民调已经指明——而在它追问了一个选前民调未曾触及的关键变量：本真党支持者的第二顺位偏好。数据显示，本真党支持者中约百分之八十八将第二顺位投给了邬承函，仅百分之六投给刘友方，另有百分之六选择不再续投（即截断排序）。这一偏好结构，在逻辑上已经决定了次轮的走向。
民调小组据此推算：若首轮淘汰王堇言，其约二十三票中按上述比例转移，邬承函可获约二十票增量（达四十四票左右），刘友方仅获约一至两票增量（达四十二票左右），邬承函过半当选。实际开票结果为邬承函四十六票、刘友方四十二票——邬承函的实际增量略高于民调预测，可能因少量拒答者或截断者的选票在实际计票中仍被按顺位分配。但总体误差在两票以内。
出口民调的预测精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其方法论局限也不应被忽视。
第一，样本覆盖率。六十人样本占一百名投票人的百分之六十，覆盖率极高，这在大型选举中不可能实现。正因如此，该样本的代表性几乎等同于对大多数投票人的直接询问，统计误差极小。但也正因如此，这份民调的成功经验几乎不可复制于更大规模的选举场景。
第二，拒答偏差。百分之八的受访者拒绝透露首选意向。在一百人的选举中，八人的偏好足以改变结果——如果这八人全部首选刘友方，其首轮得票将接近四十八票，直接过半当选而无需进入次轮。出口民调无法排除拒答者的系统性偏差。本次选举的最终结果恰好落在民调预测的区间内，但这一幸运不能被当作方法论上的保证。
第三，第二顺位的申报可靠性。选举人在投完票后被问及”你的第二顺位投给了谁”，其回答是否与实际填票一致，并无核实手段。部分选举人可能在投票时截断了排序（即只填第一顺位），但在受访时出于社交压力或事后合理化而声称自己”填了第二顺位给某某”。这种申报偏差在本次选举中难以量化。
第四，选前民调与出口民调的制度角色。《选举法》明确禁止在投票尚未全部结束期间公开传播足以影响投票意向的信息，包括开票数据与计票结果。出口民调的数据在性质上虽非计票结果，但若在投票期间公布，其对尚未投票的选举人的潜在影响不可忽略。语研院民调小组在投票日全天未向任何人透露中间数据，完整报告在全部投票所宣告结束后方才发布——这一自律值得肯定，但也提示了在未来选举中对民调发布时机作出明确规范的必要性。
选前民调告诉我们”谁在领先”，出口民调告诉我们”谁将当选”。在排序复选制下，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不能从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中直接推导——它取决于被淘汰候选人的支持者如何标注第二顺位。本次出口民调之所以能够精准预见逆转，正是因为它触及了这一决定性变量。这不仅是民调技术上的成功，也是对排序复选制内在逻辑的一次实证注脚。